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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社会动荡：争取平等与不断加深的鸿沟

原定由阿根廷与哥伦比亚合办的2021年美洲杯足球赛在5月21日出现变数：哥伦比亚将不再承办本届赛事。这看似一则体育新闻，其背后却有着复杂的现实背景。哥伦比亚失去举办权不仅源于最新一波新冠疫情的冲击，更与自4月底开始、几乎与疫情同步爆发的全国性抗议活动有关，这些示威正在使整个国家陷入更深的不稳定。

自4月28日起，总统杜克宣布将推行一项财政改革法案，计划增税并缩减政府开支，这一决定迅速激起了民众的愤怒。到了5月3日，杜克宣布撤回原改革计划，并承诺将起草一份建立在“政治共识”基础上的新方案；财政部长也因此辞职。然而，这些举动并未能平息街头抗议的浪潮，反而因杜克随后采取的强硬立场以及警方应对示威时的暴力手段，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

2021年5月6日，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当地民众持续举行街头示威活动。

哥伦比亚上一次大规模的税制改革发生在九年前，此后该国人口持续增长，但贫富差距也不断扩大。此外，对内虽与反政府武装达成和解，但有组织犯罪率却开始上升；对外则需应对因本国政局动荡而大量涌入的委内瑞拉难民——据报道，难民人数高达约180万。经历了这些挑战之后，全球新冠大流行无疑令哥伦比亚的局势更加严峻：该国的公共卫生体系承受巨大压力，去年便已实施居家令，这对贫困群体乃至普通家庭的生计构成了重大威胁。在疫情中，哥伦比亚累计确诊超过270万人，死亡病例逾7.5万例。

推行新一轮财政紧缩政策，可能是哥伦比亚政府为了维持国家财政状况与国际信用评级所作的努力，但由此引发的抗议浪潮恐怕超出当局预期。在4月底至5月初的示威期间，全国出现大规模罢工，众多货车司机拒绝工作，导致许多必需物资运输受阻。而从政府方面的表态看，当局有意淡化初期冲突的严重性，并将矛头指向所谓的“城市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在首都波哥大、主要城市如麦德林以及冲突最激烈的卡利，大量公共设施遭到破坏；截至5月3日，抗议活动已导致19人死亡、800多人受伤。哥伦比亚当局也多次强调示威对当前疫情的影响，国防部表示将增派人员确保抗疫物资的运输。

然而迄今为止，哥伦比亚的抗议活动仍未停止。全国范围的示威已持续近一个月，除了罢工之外，罢课学生团体也加入其中，并与工会等组织一同要求与政府对话。这些参与抗议的城市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并不满足于总统撤回税改方案，而是要求当局提出更深层次的改革计划，以解决长期存在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并遏制全国范围内的暴力犯罪——后者正是杜克在应对此次抗议时归咎的主要对象。另一个促使抗议持续升温的原因，是警方在处理示威时采取的一系列暴力镇压手段，前总统桑托斯已公开呼吁杜克对警察暴力问题承担应有责任。

据半岛新闻网援引观察人士观点，哥伦比亚此次全国性抗议源于长期存在的社会不公与暴力犯罪，这两者在疫情期间均有所加剧。与此同时，疫情也在不断冲击该国的社会与医疗体系，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随着抗议中警察暴力问题的浮现，预计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不信任感将进一步恶化。

但在抗议者与警方的激烈冲突之外，哥伦比亚这场全国性危机也暴露并加剧了另一层面的社会不公——即该国的“阶级”分化问题。根据《卫报》的一篇报道，哥伦比亚社会长期存在着严格的等级秩序，其中城乡差距以及土著与非裔族群遭受忽视的现象尤为明显。表面上，反对社会不公与暴力犯罪对当地土著居民同样重要，因此也有部分土著人群加入了和平示威，但所谓“市民”与“土著”之间长期存在的差距在持续的抗议中被进一步放大。

在卡利，罢工者堵塞交通，并推动游行队伍向一个富人区行进，但在富人区附近他们遇到了另一批武装平民设置的路障，随后更有据称来自富人区的武装人员向游行者开枪。类似情形在当前的哥伦比亚抗议活动中并不罕见。随着当局将矛头对准有组织的暴力犯罪（包括此前活跃于乡村地区的激进左翼游击武装），民众之间、特别是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矛盾被有意淡化，针对原住民的暴力也未能得到有效制止，因为他们大多来自农村，无论在种族、政治利益还是过往的公共安全考量上，都被视为非“市民”。

卡利当地一所大学的教师卡洛斯·冈萨雷斯指出，当局并未意识到如今的抗议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城市的中产阶级，而非农村的游击武装。另一方面，接受采访的哥伦比亚富裕阶层则将警察视为自身与国家的保护者，这也反映出该国社会矛盾与认知分歧的严重程度。

事实上，在哥伦比亚，土著居民被污名化甚至遭受种族歧视并不新鲜。直至今日，哥伦比亚的土著人仍常被指控为贩毒集团工作或参与农村游击武装，这也使得该国的社会分层愈加明显。尽管土著人与城市中产阶级有着类似的政治诉求，即反对社会不公与有组织犯罪，但即便这些问题得到当局重视并得以解决，土著人也未必能从中获益。

当前的哥伦比亚似乎陷入了一个嵌套的恶性循环：除了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社会问题之外，疫情加剧了社会不公与暴力犯罪，而示威抗议又反过来延缓了当局应对最新一波疫情的进程。5月20日，哥伦比亚的邻国巴拿马宣布将暂时关闭两国边境，以防止疫情从哥伦比亚蔓延至本国。此前哥伦比亚曾宣布重开边境与两国航运，但近期恶化的疫情形势令巴拿马当局不敢掉以轻心。如今哥伦比亚当局面临的疫情仍在爆发，而其所指责的有组织犯罪则以另一种形式持续撕裂社会。杜克总统及其政府需要提出的或许远不止一份基于共识的财税改革方案，还需要更多具有说服力的措施——哪怕是设想——以安抚民众和一个长期遭受不公与暴力摧残的社会。

参考资料

“Colombia protests leave 19 dead, more than 800 injured as strike continues”.The City Paper Bogota: http://thecitypaperbogota.com/news/colombia-protests-leave-19-dead-more-than-800-injured-as-strike-continues/27340

“Colombia mass demonstrations ‘reflect a deep national crisis’”. Aljazeera: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1/5/19/colombia-mass-demonstrations-reflect-a-deep-national-crisis

“Colombia’s class war turns hot on the streets of Cali”.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2021/may/19/colombia-class-war-cali

“Colombia: Controversy and violence greet Indigenous protesters”. Deutsche Welle: https://www.dw.com/en/colombia-controversy-and-violence-greet-indigenous-protesters/a-57588268

“Panama says will temporarily close border with Colombia over COVID-19 risk”. Reuters:https://www.reuters.com/world/americas/panama-says-will-temporarily-close-border-with-colombia-over-covid-19-risk-2021-05-20/

沙特阿美在石油时代的尾声

5月初，自由记者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耶在独立网站东方二十一发表题为“沙特阿美：石油时代的最后坚守者”的评论文章，分析了全球最大石油生产商沙特阿美如何在全球经济逐步脱碳的过程中继续获利，并致力于使沙特成为石油时代尾声的引领者之一。

沙特阿美的油田生产设施

卡斯特利耶从去年9月空客公司发布的三款概念机型谈起。新冠肺炎大流行给民航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促使空客宣布了一项名为ZEROe的未来计划：在2035年部署首架“零排放”飞机。这家欧洲公司在宣传视频中展示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氢动力飞机，其中包括采用翼身融合设计、可搭载200名乘客的机型。技术进步为航空公司降低碳足迹带来了希望，但“绿氢”（通过可再生能源电解水获得）目前仍被认为成本过高，缺乏商业可行性。

对于航运、采矿、钢铁、塑料和水泥等尤其难以脱碳的行业而言，石油依然不可或缺。根据英国石油公司的预测，到2050年，全球石油日消费量可能仍在3000万至9500万桶之间。BP承诺到2030年将其油气产量削减40%。石油输出国组织则预计，到2045年全球原油日产量将达1.09亿桶。

作为全球最大原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从全球经济缓慢脱碳的过程中看到了继续从石油中获利的机会：“我们认识到，可持续的能源解决方案对推动全球能源转型至关重要……但现实是，这一过程需要时间，因为在许多地区石油替代品依然有限。”沙特阿美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赛尔在2021年3月如此表示。这家被视为沙特摇钱树的石油巨头供应着全球十分之一的原油，并希望在未来50年满足中国的能源需求。

沙特阿美能够开采相对接近地表的石油储量，这一优势使其生产成本全球最低，仅为俄罗斯的一半，比美国页岩油成本低近三倍。过去几十年航运成本的下降进一步增强了其竞争力，确保了利雅得在损害环境的同时出口“低成本”原油的能力。石油生产占全球海运贸易碳排放的四分之一。

卡斯特利耶接着分析了沙特阿美所宣扬的“清洁污染”概念。该公司强调其生产的石油是全球第二“清洁”的，仅次于丹麦，因此有理由主张其在石油时代最后阶段扮演关键角色。这一“低碳”说辞基于一项由沙特阿美共同资助、2018年发表于美国《科学》杂志的研究，该研究分析了占全球产量98%的90个国家8966个活跃油田的排放。文章得出结论：每桶沙特汽油在开采、处理及运输至炼油厂过程中排放27公斤二氧化碳，为全球第二低。因此该公司声称，到本世纪末使用低碳原油有望减少至少180亿吨碳排放。然而，与全球能源相关碳排放总量相比，这一数字微不足道：自2000年以来，碳排放量已接近600亿吨。美国莱斯大学贝克研究所能源专家吉姆·克兰认为：“沙特阿美希望公布这些数据可以理解。这有助于塑造其良好形象，并使其能够宣称，使用沙特石油产生的碳排放低于其他任何来源。”

通过躲在“矮子里面拔高个”的论述背后，沙特阿美回避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问题。专注于研究现代社会系统脆弱性、能源环境约束及恢复策略的专家亚瑟·凯勒指出：“坚持走到石油工业文明尽头的‘最后坚守者’策略是一种异端。我们正在突破地球极限，正在玩火。现在必须抓住核心问题，即我们星球的可居住性……考虑到气候崩溃可能给该地区带来的损失，海湾国家这种自私而固执的牟利行为更加令人震惊，因为该地区将承受全部后果。”事实上，科学研究表明阿拉伯-波斯湾地区可能在2070年后变得部分不宜居住，尤其是在夏季。

卡斯特利耶进一步分析指出，在全球减碳的背景下，沙特阿美却在扩张产能。

致力于分析气候变化对金融市场及化石燃料投资影响的智库“碳追踪者”称，为达成《巴黎协定》目标——特别是将温升控制在1.5℃以内（相较于工业化前水平），到2040年主要上市油气公司必须减产三分之一。

自1965年以来，沙特阿美一直是全球最大的公共污染源之一，其碳排放占全球总量的4.8%。反其道而行，该公司希望将石油日产量提升至2.13亿桶，即比2020年4月创下的纪录高出100万桶。其目标是抢占西方竞争对手因舆论压力而让出的市场份额。除非其决策者效仿美国西方石油公司的做法——后者于今年1月宣布向印度出口200万桶100%碳中和石油，这是全球首次。但这一华而不实的声明实际上掩盖了通过购买碳信用以抵消100万吨碳排放的做法。此举受到批评，不仅因为碳补偿方法缺乏透明度，还因为它助长了“更清洁的污染”这一观念。

亚瑟·凯勒认为，沙特阿拉伯是少数几个拥有“强大杠杆”能力的国家之一，能够引导国际对话朝着彻底转变经济体系与生活方式的方向发展。“理想情况下——尽管所需的意识形态信念极高，以至于我像在做白日梦——石油输出国联盟可以通过宣言向世界发出强烈信号：‘我们将提供必要石油，以确保向尽可能脱碳、脱塑的文明过渡，那些致力于雄心勃勃社会转型计划的国家将享受优惠关税。’”

卡斯特利耶进而批评沙特阿美运作缺乏透明度。

尽管沙特阿美竭力在能源转型中扮演受尊重的角色，但在首次公开发行1.5%股份时，却难以兑现其透明度承诺。该公司在上市说明书中宣扬的碳足迹实际上被低估了多达50%，因其未将许多炼油厂与石化工厂的排放纳入计算。虽然公司承认了错误，但仍拒绝将合资企业的工厂纳入碳评估。持有该公司股份的沙特商人萨利赫·奥马尔表示：“环境法规尚不严格，对于像沙特阿美这样掌握国家命脉的实体，我们不能施加过于严苛的规则。”

沙特阿美也是最后几家拒绝披露其最终客户使用燃料所产生的Scope 3排放量的上市大型石油公司之一。（温室气体排放计算分为直接排放Scope 1、基于电热或热能使用的间接排放Scope 2，以及其他间接排放Scope 3。Scope 3与产品生命周期中的其他阶段相关，包括交付、运输、使用、报废等。）这些排放通常占石油公司总排放量的80%以上。彭博社估计，沙特阿美的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4%。然而，海湾地区的石油公司并非唯一缺乏透明度的企业。直到今年，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才首次公布了其Scope 3排放数据。

这些石油公司的做法使政府与工厂无法获得“绿化”碳足迹所需的基础数据，同时也影响公共健康。根据美国环境保护署的说法，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包括有毒空气污染物）排放的最大工业来源”，被怀疑可能导致癌症与呼吸系统疾病。

卡斯特利耶最后写道，在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对异议声音的镇压，剥夺了公民要求沙特阿美承担责任的可能。此外，该地区各国政府对公共辩论的严格管控削弱了公众对石油行业长期影响的认识。

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的一项研究，尽管公众环保意识正在提高，但“相当一部分”人仍然“无知”。在18至24岁的年轻人中，近一半表示从未听说过“碳足迹”一词或不确定其含义。这种无知使沙特的决策者无需面对棘手的辩论，也无需解释成为石油时代“最后坚守者”这一决策背后的人道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