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只在拉美拐了一个弯儿

巴西世界杯赛事正酣，足球成为全球关注的核心。然而，拉美国家在赛场上的表现几乎让本届世界杯转变为美洲杯的舞台。曾经的宗主国西班牙以0:2败给前殖民地智利，成为本届最早被淘汰的卫冕冠军。有网民调侃道：从1492年哥伦布抵达新大陆到西班牙失去最后一块殖民地古巴，西班牙在拉丁美洲强势统治了四百余年；而这一次，西班牙队仅仅停留了一周便打道回府。

拉美人在足球场上的恩怨情仇，令人联想到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这并非因为他曾以优美文笔追述这项美丽运动——《足球往事》，而是由于这位著名的左翼斗士以笔墨为武器，撰写了轰动世界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这部战斗檄文将五百年来新旧殖民主义对拉美大陆的残酷掠夺公之于众：我们的贫穷，源于他们的富有；我们的落后，源于他们的先进。这部文笔犀利的经典之作，成为图书市场的长期畅销作品，亦被拉美左翼奉为“圣经”。

不过，这位以反殖民、反帝国主义、反美立场著称的左翼知识分子代表，似乎有些年迈“糊涂”了。在世界杯开赛前两个月于巴西利亚举行的第二届图书节开幕式上，73岁的加莱亚诺对自己中年时期的著作似乎流露出悔意。他坦承，“我当初试图将《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写成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但我缺乏必要的学术训练和知识储备。”如今，“现实已发生巨大变化，我个人也有所改变。”那本书“属于过去的时代”，“我无法重读它，否则会感到晕眩。对我而言，那种传统左派的文风过于沉重，我的身心难以承受。”相反，多元化似乎成了他的新信念。“现实之所以复杂，正是因为人类境况本就多样。至今仍有人视多样性为威胁。所幸，多样性并非威胁。” 时过境迁，沧海桑田。20世纪后期至今的东亚崛起为加莱亚诺的信念提供了反例，而21世纪初拉美因大宗商品繁荣带来的“增长十年”，或许更让他感到坚持原有立场的艰难。实际上，与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阿根廷等国相比，巴西、智利及其祖国乌拉圭所进行的社会民主实践赢得了更多支持，也是他更愿意赞扬的。这种转变之所以发生，或许因为早在四十三年前他就曾悲观地预见，在一个由苹果、三星、西门子、松下和索尼主导的世界里，“科技之神不说西班牙语”的状况在很长时期内都难以改变。

发生改变的不仅是加莱亚诺本人，拉美民众也开始淡忘历史。有证据显示，他们对全球化展现出令人惊讶的热忱，对前殖民主义造成的伤痛给予了相当程度的谅解。这的确出人意料，毕竟在思潮纷杂的拉美大陆，依附理论曾长期占据主导。如今，两大知名民调机构拉美晴雨表公司和皮尤全球态度调查的数据均表明，拉美人正在接纳全球化及其前殖民宗主国。2007年与2009年的拉美晴雨表调查发现，在西班牙的前殖民地，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西班牙对其国家的历史影响是积极的，这一比例几乎是持负面看法者的五倍。绝大多数受访者（超过80%）对前宗主国西班牙也抱有正面观感。同时，2002年与2010年皮尤全球态度调查对8个拉美国家民众的访问结果显示，在“外国大型企业的影响是好是坏”的问题上，包括委内瑞拉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受访者认为其影响是积极的。调查还指出，在拉美，国际贸易比外国投资更受青睐：约70%的拉美人认为自由贸易利大于弊。

加莱亚诺的思想“转变”，马杜罗总统的进退两难，阿根廷债务危机的再次出现，或许正将“另一条道路是可能的”这一激昂宣言从感叹号转向问号。这些曾经及现在更多强调外部风险的论述，可能不得不转向内部反思，去探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内因。

2005年11月，在日裔美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主持下，来自美国与拉美国家的知名学者齐聚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多么耐人寻味的聚会地点！），探讨两个美洲的发达与不发达现象。会上，地理因素、文化因素、外部影响、殖民遗产、自然资源、疾病及自然环境被归为“无法解释差距的因素”，因它们在理论与实践上均已被否定。不过相对而言，文化因素的解释力稍强一些。天主教伦理与新教伦理的根本差异在于，前者通常被视为现代民主与市场经济的障碍。但矛盾的是，在亨廷顿所述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多数新兴民主国家信奉天主教。或许相较于宗教，政治文化对发展的解释更具价值，也更为深刻。“在拉美，非正式秩序往往决定正式制度的运行”。福山毫不犹豫地将这种制度的潜规则写入其宏篇巨著《政治秩序的起源》（第一卷）。不仅是产权、法治以及减少冲突、促进集体行动的政治制度等制度因素，福山也强调政策与社会结构的解释力。政策源于政治制度，决策失误是政治制度缺陷的产物，而政治制度却难以更改。同样，频繁发生的社会冲突与动荡也导致拉美的不发达，但这恰恰是制度的结果，因其制度安排仅顾及部分群体的利益诉求，即达龙•阿塞莫格鲁与詹姆士•罗宾逊所称的“汲取性制度”而非“包容性制度”。

阿根廷无疑是一个典型案例，正如社会学家马里阿诺•格隆多纳在《经济发展的文化条件》一书中所言，他的祖国阿根廷是世界上唯一实现“不发达转型”的国家，即发达之后又倒退至不发达状态。难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茨涅兹曾说，世界上存在四类国家：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日本以及阿根廷。普遍认为，阿根廷的“不发达转型”是受某种引力作用——民粹主义的诱惑。1930年后，阿根廷便陷入政变、冲突与动荡的旋涡难以脱身。此后大部分时期，庇隆主义主导着阿根廷政治，至今困境依旧。尽管如此，作为一种鼓吹大众动员对抗现存秩序的政治哲学，民粹主义从未消退。今年四月，阿根廷政治哲学家、基什内尔主义的理论推手厄内斯特•拉克劳逝世；两个月后，克里斯蒂娜总统任命理查多•福斯特为新设立的“国家思想战略协调秘书”，负责“规划、协调并组建一个国家思想工厂”。

阿根廷显然并非最后一个、也非最受诱惑的国家。经过十年增长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仍仅与大宗商品相关，而与技术、创新、效率无涉，进步似乎在此拐了个弯，缓慢增长或将成为拉美的新常态。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4年太平洋联盟四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将达到4.2%，而南共市三国委内瑞拉（-0.5%）、巴西（1.8%）和阿根廷（0.5%）仅有0.6%。有传言称，巴西正变得像阿根廷，阿根廷正变得像委内瑞拉，而委内瑞拉正变得像津巴布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