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凡蒂诺现在太痴迷于搞政治，这让人感到羞耻

2025年9月，克罗地亚足球名宿博班回到萨格勒布迪纳摩，担任俱乐部主席一职。在此期间，他接受了《卫报》的独家采访，分享了他与欧足联的过往以及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见解。

午后，马克西米尔球场上空飘起薄雾，让这座建筑富有戏剧性的陡峭轮廓更显庄重。在街对面的楼里，博班向记者解释他重返的原因。他与记者们坐在房间角落品尝墨鱼汁烩饭，这里现在是俱乐部的餐厅。另一边，正是他年轻时作为青训学员休息的地方。“情感上，这是我人生中最深刻的一页，”博班望着眼前熟悉的场景回忆道，“如果不回到这里，我又能去哪里呢？”

他的足迹已踏遍足球世界。在管理岗位上，博班的每一段经历都短暂而引人注目。假如没有过去十年他在国际足联和欧足联高层任职时的积极发声，足球运动的样貌可能会大不相同。自从两年前高调离开欧足联后，外界常认为这位有想法、讲原则的人物还能登上更广阔的舞台。但实际上，他的世界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既缩小又扩大：在苏黎世和尼翁那些职位带来的政策制定权和影响力已经消失，然而没有任何职位能像迪纳摩主席一样，让他持续暴露在公众视野中，直面接连不断的关注与质疑。

当天的报纸就是明证。前一晚，球队在欧联中1-3输给皇家贝蒂斯，尖锐的批评随之而来。“人们常说耶稣是个好人，”他平静地说，“比我们所有人都好，这很明显，对吗？可他们依然把他钉上十字架，我们又凭什么能躲过生活中的‘十字架’呢？”

这番话体现了博班的典型风格。六个月前，他强势归来，起初担任俱乐部首席执行官，九月又通过萨格勒布迪纳摩首次完全民主的选举成为主席。他决心重塑这支他19岁就担任队长、34年前离开前往米兰效力的母队。他的目标是让这家仍笼罩在前首席执行官兹德拉夫科-马米奇丑闻中的俱乐部恢复活力。而这项挑战，他不收分文。

“我一辈子都在说，我爱迪纳摩，爱这里的人，爱这座城市，爱我的国家，”他坚定地说，“那么当他们邀请我时，我能说‘不，我57岁了，只想坐在岛上晒太阳、看海钓鱼’吗？如果我拒绝，那就是背叛我一生坚持的价值观。”

在马克西米尔球场附近的三个小时里，博班阐述了他的愿景，也不回避那些需要厘清的难题。最引人注意的是2024年1月他与欧足联的分手——当时他担任欧足联足球主管已近三年。博班认为，欧足联主席切费林提出并推动通过的章程修改案极不合适，该修正案允许切费林竞选第四届主席任期。当时他公开批评切费林的“个人野心”。切费林则在回应《卫报》采访时说博班“不值得评论”。

球员时期，博班随米兰赢得四次意甲冠军和1994年欧冠冠军，退役后进入管理体系，始终以退役球员身份发出有力但常受阻挠的声音。回顾这段经历，是否有遗憾？

“我只遗憾我和亚历山大（切费林）的私人关系发展至此，很抱歉事情变成这样。”自那以后，两人再未联系。“那几年我们关系不错，和他的家人也很融洽。但我做了必须做的事，也清楚地表明了立场。他选择他的路，就这样吧，我祝愿他一切顺利。”

“但我毫不后悔。这件事我思考了整整两个月，没有像孩子一样冲动，也没有像被宠坏的小孩那样任性。我反复权衡，给自己时间思考，也给别人时间消化。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决定和后果负责。我是这样，别人也一样。”他坦言，如果不是那次裂痕，自己可能还在欧足联工作。但压抑内心的不满对他而言是不真实的。就像2020年3月，他在米兰担任首席足球官仅九个月后，因在采访中批评俱乐部的所有权结构而最终辞职一样。

这引出另一个问题：如果他仍留在国际足联，会如何看待当前形势？2016年至2019年间，他曾任国际足联副秘书长，之后才加入米兰。博班与主席因凡蒂诺共同推动了国际足联的改革，他说在自己任职期间，这个一度“恐慌迷茫、失去方向的组织”逐渐重回正轨。他坚决维护两人当年的改革成果，并详细阐述了对视频助理裁判（VAR）项目的辩护——他正是该项目的重要推动者。

博班指出，许多分析忽略了VAR在防止比赛操纵、维护公正方面的作用。“现在足球的诚信度和透明度已经完全不同，”他说，随后列举了一系列数据，将VAR干预耗费的时间与每场比赛平均七分半钟的界外球耗时进行对比。

当然，如果因凡蒂诺在他任职期间做出任何违背国际足联宗旨的行为，他肯定会辞职。谈到因凡蒂诺用“和平奖”为特朗普颁奖，借此“占用”2026年世界杯抽签仪式的举动，博班直言不讳。“既不尊重，也不负责任，”他这样评价前上司的行为，“我根本看不下去。我很惊讶他会有这样的念头，过于政治化，沉迷于扮演政客和类似的事情。”

“起初不是这样。我们所有工作都围绕足球和球员展开。我们本要让国际足联回归这个方向，当时也确实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可后来，一切都走偏了。詹尼曾经很有责任感，但他没意识到自己现在的所作所为对他自己和国际足联造成的影响。他本想做到最好，结果却事与愿违。国际足联不该成为政治组织，可他现在正把它往这个方向推，这是令人遗憾的。”

“但这不能否定他之前做的所有好事，这并不是因为我和他共事过。可另一方面，这也恰恰说明方向已经迷失。至少，这件‘荒谬的事情’把所有问题都暴露了出来。我为此感到惋惜：为国际足联惋惜，为他惋惜，也为足球惋惜。”

回到博班的办公室，阿尔伯特-卡佩利亚斯走了进来，他在六月被任命为迪纳摩青训学院负责人，这次是来做简短汇报的。卡佩利亚斯曾在巴塞罗那青训营和B队效力十多年。博班的计划，是将拉玛西亚的青训理念，与那些培养出无数克罗地亚球员的热血激情结合起来。

“我们希望拥有欧洲顶级的足球学院之一，我相信几年内就能实现，”博班充满信心，“这样，所有人都会知道，从迪纳摩走出的球员，都是受过良好训练的球员。”

他认为，迪纳摩完全可以成为各大联赛年轻球员锻炼能力的可靠平台。“20岁的塞尔希-多明格斯，即便不是世界最佳，也是最出色的年轻后卫之一。”他是在季前赛时从巴塞罗那加盟的。丹尼-奥尔莫也曾走过类似的成长道路。刚满17岁的前波尔图边锋卡多佐-瓦雷拉，预计不久将从萨格勒布转会至巴萨。

博班的信念令人感动，但这样的思路，真能让迪纳摩这样的俱乐部在精英球队差距不断拉大的足球世界中立足吗？“我相信假以时日一定可以，”他说，并以亚特兰大为例，称其为依靠明智决策崛起的俱乐部典范。

他并未批评全新的欧洲赛事体系，认为欧足联的执行工作值得肯定。许多核心权力人士承认，正是博班在与执委会的长期博弈中，将新欧冠的小组赛从10场减少到现在的8场。同样，在国际足联任职期间，博班是世俱杯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但他主张的是24支球队、为期18天的赛事规模，采用三队小组制，淘汰赛若打平直接进入点球大战。谈到目前的世俱杯形式，他忍不住批评：“32支球队、30天赛程，这简直是在‘摧残’球员。”

博班一边抽着雪茄，一边热情地讨论这些话题，其中包括他眼中的“另一个致命因素”——加时赛。让人不禁思考，这位能影响足球走向的人物，是否过早被权力中心遗忘。切费林很可能在2027年无对手的情况下连任欧足联主席，即便在如此高度控制的政治环境中，博班仍拥有不少支持者。他难道不会再次动心回归吗？“不，绝对不会。我很清楚。有很多人，非常多的人，经常给我打电话。但这里是我足球生涯的起点，也会是终点。而且是我最热爱、最敬重的地方。这份情感，我无法带到别处。所以，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还有什么比这更完美呢？”

此时，薄雾已完全笼罩马克西米尔球场。正是在这里，1990年5月，萨格勒布迪纳摩对阵贝尔格莱德红星的比赛爆发暴力冲突，博班飞踹警察，就此成为民族英雄。与一些解读不同，这一事件并未直接引发血腥的南斯拉夫战争，但一夜之间，他成为克罗地亚抵抗运动的精神象征。次年，克罗地亚宣布独立。

“那是一个集体时刻，无关我个人。那是克罗地亚年轻人的集体觉醒。我们从未感受过如此深重的不公，于是团结起来为克罗地亚的事业抗争。我们是叛逆者，是抵抗者，但真正的英雄，是那些为我们的自由浴血奋战的人。他们比我伟大得多。那天，我为我们自豪，为年轻人自豪，为我们的抗争姿态自豪。我们想要什么？自由。我们做了正确的事。这与民族主义无关，与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之间的仇恨无关，只关乎正义与自由。”

早在国际足联向他发出邀请之前，博班就已获得历史学学位，当过记者，还拓展了商业领域的事业。“或许是前南斯拉夫的动荡局势，促使我去钻研历史吧，”他说。那么他从历史中学到了什么？“人性从未有过太大改变。变化的只是我们所处的环境、社会形态和物质条件。古希腊人与今天的我们，有着同样的困惑、同样的问题和同样的恐惧。”

没有什么能改变博班。“你可以读一百万本书，拿一百个文凭，但我的灵魂里，始终是个足球运动员，”他说。有时，他会穿上足球鞋，和卡佩利亚斯一起去学院的球场。膝盖里的软骨早已所剩无几，但他依然会和U14、U15的孩子们一起踢球，尝试和U17的孩子同场竞技，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我现在的样子，大概没什么激励作用吧，”他笑着说，“我从不防守，总在场上扮演‘小丑’的角色。但从我四五岁起，我就坚信，如果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使命的话，那就是踢球。直到现在，我内心最纯粹的那部分，依然是那个热爱足球的孩子。”